唐德鑫: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嬗变及其现代性趋势

admin 77娱乐 2019-09-03 22:18:56 5262

  

  前言

  

  传统的思维模式使绝大多数的人认为,19世纪中叶诞生的马克思主义学说重创了世界资本主义社会的整个基础和基本框架,也标志着人类社会一种新的社会运作机制的理论模型的基本建构完成。特别是一百多年以来的以“两种模式”为主的国际政治斗争,使人更加深信,“两种模式”是本质上的对峙,并且马克思主义是对资本主义社会作完全瓦解的一套理论学说。时至今日,伴随人类社会“经济全球化”和“政治碎片化”的趋势,自二战以来由欧美主导的“雅尔塔体系”又有重新调整的必然,特别是“中国模式”的成功展示所给世人提供的思考和当前资本主义出现的社会危机,使之更多的人相信“马克思主义”出现复兴并有再次瓦解资本主义的神话。如今,当我们再次回溯一段历史,固化了的传统思维模式或许会迫使更多的人产生“自我质疑”,或许会导致新的思想颠覆。同时,按照“以复古为解放”的梁氏史学范式,历史的回溯或许能够为当前研究马克思主义与当代中国社会危机的公共知识分子提供一个重新思考中国道路的新启蒙。

  

  一、多元马克思主义

  

  

  1864年,第一国际成立,欧洲共产主义运动肇始。巴黎公社失败后,第一国际日趋式微,1876年正式宣布解散。1889年,德国社会民主党、法国社会党、英国工党及其它各国工人政党派代表在巴黎创立了“第二国际”,恩格斯为主席,主张继续暴力夺取政权,然而晚年的世界局势完全不乐观,诸多马克思主义的虔诚者不断消怠,暴力路线受到质疑,以致晚年恩格斯在与友人的通信录里不断引用马克思曾说过的 话“我只知道我自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1895年恩格斯逝世后,其亲传部分手稿的嫡系传人伯恩斯坦、考茨基也同样逐渐“离经叛道”,伯恩斯坦认为应该“促成和保证现代社会制度在不发生痉挛性爆发的情况下过渡到一个更高级的制度”,是故“绝不热衷于一场反对整个非无产者的暴力革命”,考茨基说“我们没有任何理由认为,武装起义、街垒战斗和类似的武装事件,现在还能起决定性的作用”“关于无产阶级专政问题,我们可以十分放心地留待将来再解决,因而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不必捆住自己的手脚。”这种种主张“修正主义”改良路线的设想不断遭到列宁、卢森堡等主张激进暴力路线者的攻讦,并最终导致了持久的关于“民主社会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的辩论和政治对峙。“民主社会主义”的学说实质上就是反对“社会民主主义” 按照《哥达纲领批判》所规定的“科学社会主义”基本纲领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而是主张反对暴力革命、否定无产阶级专政、倾向议会民主、宣传资本主义传统的自由、民主、人道主义价值观。

  

  

  列宁死后,“第三国际”出现分歧,斯大林同托洛斯基对革命等问题出现争议,并最终导致托洛斯基“出走”。而在整个“第三国际”期间,国际兴起了新的马克思主义浪潮,一是中国“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革命路线的开始,并确立了“阶级斗争”的主轴。二是拉美地区“第三条道路”模式的兴起。三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说的不断发展,并率先由卢卡奇、科尔斯、葛兰西等人开创其新研究范式的先例,但尔后逐渐分裂为人本社会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的两大阵营。20世纪30年代初,西方爆发经济危机,以美国为首的欧美国家开始逐渐改变传统的自由主义路线,以“罗斯福新政”为标志代表着资本主义社会改变市场“自由主义”,转而信奉“凯恩斯革命”的新路线,甚至有人断言资本主义向马克思主义“国家干预”政策的屈服标志资本主义暴露了其致命的弱点,资本主义将岌岌可危。这为马克思主义的不断兴起创造了社会氛围。于是,30年中叶,法兰克福学派兴起成为马克思主义学说真正被西方学者作为一种人文科学而非仅仅是政治学说研究的对象。1938年,托洛斯基在瑞士创立了“第四国际”,以推行其“不断革命”的斗争学说,并发展了全球多个“战斗派”色彩的托派组织。时至今日,全球依然有所谓统一书记派、国际委员会派、英国托派等等。

  

  20世纪50年代、60年代,西方马克思主义在人本社会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两大阵营内不断分化,出现诸如以萨特、梅洛-庞蒂、列菲伏尔等为代表的马克思存在主义学派、阿尔都塞引进弗罗伊德精神分析学的结构主义、德拉沃佩斯为代表的新实证主义等各种新学说。二战后,东欧绝大多数国家受到苏联的控制,政治上奉行“斯大林模式”,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各种马克思主义学说、西方资本主义学说间的相互渗透,东欧社会出现一波新的“东欧马克思主义”的浪潮,这阵浪潮较有影响的是南斯拉夫“实践派”,波兰“人文学派”,匈牙利“布达佩斯学派”和捷克“科西克学派”。在西欧,50年代起,英国、德国等的社会民主党、社会工党中特别是“左派”势力轮番执政,1964年,在学术师承上受惠于法兰克福学派的伯明翰学派兴起。从“第三国际”以来,这段时期成为马克思主义学说的繁荣期。但是,这样一种繁荣却是绝大多数国家仍然在坚持资本主义统治下的实质性“社会改良”。

  

  1968年,在西欧法国巴黎发生了反对戴高乐的“五月风暴”;同年,东欧相继发生苏联主导的“匈、波事件”“布拉格之春”运动,东欧内部出现裂痕;在东亚,中国的“反右扩大化”“文革”;柬埔寨“红色高棉”运动等,社会主义运动开始进入了一个低潮期。人民开始怀疑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性,在西欧并引发了一阵退党的浪潮。反映到学术界即是70年代以西欧为主的“后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兴起:工会精神的瓦解、阶级斗争的无意义论、政党政治已失效论等,使得传统马克思主义成为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双重色彩下的“右派的归化”。

  

  70年代末,“后马克思主义”催化了“新左派”知识分子的思想反思:如“结构主义”者阿尔都塞进行的“自我批评”,普兰查斯转而信奉“人民同盟”路线,高兹研究生态社会主义,赫斯特和辛达思则抛弃了阶级政治。几乎全体知识分子都在不同程度上对社会主义概念进行了新的反思与重估。这既表明了马克思主义学说进入了“理论窘境”,也折射出马克思主义公共知识分子对“新道路”的探索。

  

  80年代后,西欧社会兴起了诸如女性主义、生态主义、反种族主义等新的政治内涵。80年代中后期,英法等国的社民党、工党等又出现了转而向“中间阶层”靠拢的趋势,以管理和自由职业等涉及新社会运动背后的“中间阶层”成为执政党的执政重心,主张“红绿联盟”、“第三条道路”、“ 公民社会意识”等。似乎“原教旨”色彩的马克思主义成为了新制度的“弃儿”。

  

  这种低潮一直持续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中国奇迹”的出现、科学社会主义(即师承旧式欧洲共产主义运动基本精神的主义,非西方马克思主义中分裂出来的与人本社会主义相对立的科学社会主义)和民主社会主义两大阵营的和解(如2004年社会党国际古特雷斯主席率领高级代表团访华)、西方政治上“粉红色欧洲”的出现,学术上“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说的不断完善和基本价值的重估 、“新自由主义浪潮”在拉美地区的逐渐退潮等,马克思主义的低潮状态才开始有所改观。然而,在这种复兴的表现下,马克思主义被放诸于一个由西方“后工业时代”的“经济全球化”“政治碎片化”“社会扁平化”的语境下,实质上,马克思主义的某些精神依然在被剥落。

  

  从历史的角度重新审视马克思主义的诞生历程,实质上整个马克思主义学说所展示出来的命运轨迹就是一条波动曲线,150多年以来,马克思主义就是在其基本精神和理论框架的前提下被不断“解构”和“重构”的过程,以致我们可以说是各个学派皆脱离了“原教旨”马克思主义,一定程度上背离了马克思主义的某些精神,催化了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多元化。

  

  比如:1959年,德国社会民主党通过了《哥德斯堡纲领》,放弃了“生产资料社会化”的宏伟目标,致力于“自由”、“公正”、“团结”的社会主义基本价值的追求,从“制度社会主义”向“价值社会主义”转型 ;70年代英国社会向“右派的归化”:新旧一代的左派开始了斗争,新派广泛地质疑了旧派的人道主义和改良主义,《新左派评论》杂志成为更理论化的马克思主义。80年代德国社会党向“中间阶层”的靠拢:1989年,以《柏林纲领》为标志,德国社会民主党实现了新的性质转变,即在追求“公正”等基本价值观中补充了生态保护、女权法案、自由宪章等内容。

  

  在“第三世界”,20世纪50年代有拉丁美洲的基督教民主主义;印度的尼赫鲁主张的“在共产主义和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正统的实践之间的中间道路;”60年代出现了在“世界两大巨人之间保持思想和行动独立的”非洲的“独特的”社会主义;70年代有利比亚的卡扎菲提出的独具特色的“世界第三理论”等等。

  

  毋庸置疑,“解构”与“重构”的不断分化所建构的马克思主义成为最为实践性的学说,这也使得我们自觉地回归到尼采哲学中“重估一切价值”的理论之中,重新审视近150年以来的马克思主义的世界影响和其理论价值。如马克思主义是否真的作为“资本主义”的对立面存在?马克思主义是否已经走到其尽头?马克思主义是否也同样成为“政治的归化” ?笔者试图作出以下解答:

  

  1、 马克思主义实为“资本主义”制度的“拯救者”

  曾有学者认为,马克思真正要消灭的是曼彻斯特资本主义(原始的资本主义),而其后资本主义在《资本论》的冲击下逐渐社会主义化。在新时代,又有学者提出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制度不断“共融”,特别是在“经济全球化”“政治碎片化”“社会扁平化”的背景下,制度趋同成为大的历史趋势。两种思维所提供的思考尽管尚有诸多值得商榷的地方,但毕竟也为公共知识分子提供了一个重新审视“两种制度”和“两种主义”的思辨性质的新启迪。

  

  马克思主义出现在旧式资本主义危机年代,工人革命不断高扬,《资本论》用“剩余价值”理论揭秘了资本主义社会运转的基本模式,并告诉无产阶级通过暴力革命摧毁资本主义社会的根基,重构新式的社会机制。又比如,《资本论》认为资本主义未来的运营机制是不断通过海外“资本输出”进行“原始资本积累”,最终必然导致严重的世界两极分化,进而西方制造业开始衰落,失业率增加,工人阶级必然革命。在以后的资本主义社会发展中,资本主义社会却采取了一条“以攻对攻”的策略化解马克思所提出的危机理论,不断进行了社会改良,缓和社会阶级矛盾,赋予工人以某些权利。20世纪60年代以后,各种新社会治理理念的兴起,如“福利政体”建构、“女权主义”“生态政治”“全球意识”以及“工联会制度”和“员工持股计划”的伊索普模式的建立,“民粹主义”“民族国家”“新自由主义”等新理念,都凸显了资本主义社会特意模糊和消磨“阶级”“国家”“制度差异”等敏感概念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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