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萌:台湾:一个冬天的童话

admin 维加斯娱乐 2019-09-01 23:38:01 3211

  

   历史曾经幽暗难明,恐惧亦曾深深笼罩,但民主为光源,照进尘封的档案,揭露真相,铭刻历史。——台湾“二二八国家纪念馆”

   台湾于我们这代年轻人来说,已是柔美文化的代言和小确幸的根据地:星辰点点的几米漫画,混不吝的老夫子,淡江中学里忧郁的杰伦,还有万众追捧的康熙来了。不过在台湾的第一天,我们有幸触碰到的是台湾那一页厚重的历史。它行走在历史的三峡中,穿过日据时代的自治议会,涉过二二八的险滩,在白色恐怖时期险些触礁,但最后有惊无险地来到了潮平岸阔的港湾,在那里,人性开始复苏,反思与启蒙压倒了算计与乖戾。这是另一个台湾,宛如一个冬天的童话,蛰伏了良久,却又别开生面地展现在我们面前。

   我们的行迹,是从台湾“二二八国家纪念馆”开始的。这里曾经是台湾省参议会和美国新闻处。因为二二八事件台湾省参议员伤亡惨重,所以这里成为了最合适的纪念地址。整个纪念馆是肃穆的日式建筑外形,感觉四面都是被白色百合花包围起来的,其主题展“沉冤 真相 责任”海报下面画着一只折断的百合,馆里一楼能够看到的合适的挂饰点都是由百合在那里默默地站岗。让人悲悯的音乐绕梁许久不可断绝。上到二楼的主题展室,映入眼帘的便是本篇抬头的那段话,让人不由得慢下了脚步。

   二二八事件回过头来看,是当时台湾民众要求参政自治却得不到满足,反而自身权益受到侵害的抗争故事。馆里的介绍视频说道,日本占据台湾推行台语日语并立教育长达20年,而国民党接收台湾后仅用一年便全面取缔日语使用,这无疑让一代只会日语的台湾人失去了在社会立足的机会,而国民党治台基本摈弃台人,县市长中仅有3人是台湾人。要知道,台湾人之前在日据时代为了民主已经斗争了20年,开始了一些列议会设置请愿运动,国民党的政策给了他们当头一棒。

   在事件发展的进程中实际上双方各有过激之处,这其中夹杂着台人对陆人的隔阂、蒋对台局势的错判以及陈仪的先稳后压,但终其结果来看,台湾的一代社会精英基本上就此陨灭:台湾第一位哲学博士林茂生、台湾省参议员王添灯、台北市律师公会会长李瑞汉、新生报总经理阮朝日、嘉义市参议员著名画家陈澄波等等。社会中产阶层的再度复兴,已经要到40年后的台湾80年代社运狂飙时期。台湾之元气损伤殆尽。

   纪念馆在S形的门面介绍的最后,是整整一堵受难者之墙,通体白色的墙面上缀上了绵延十多米的遇难人士照片,但其中有很大一部分是空白,那里只有人名没有照片。侧斜看去,照片似堆成一条弯曲的河流一般,历史之幽暗难明莫过于此!

   纪念馆对历史的记录是忠实而恳切的:施儒珍是50年代左翼青年,为避情治单位捕杀而自囚于舅舅家柴房长达10多年,柴房隔出一道二尺宽的假墙,每天侧卧方能睡觉,每天舅舅拆下部分砖块为其送饭,后来由于常年缺乏光照得了黄疸病,郁郁而终。馆里画出了明确的方位草图。这故事如果让革命英雄主义润色一下,真的可以说是白色恐怖时代的白毛女了。此外,遇难者家属的证词与口述历史、遇难者资料查询系统这些基础性工作已经基本完成,论这种信息的完备程度,我只在上海的犹太难民纪念馆里见到过,我想国外的应该还包括以色列犹太大屠杀纪念馆吧。

   我想说的是,即便是这种对历史迟到的承认,也是台湾民众近30年来不懈斗争的结果。

   纪念馆在遇难者家属证词旁的电脑上,一直循环播放着1987年解严前夕台湾各地民众二二八游行的场景,这是台湾在威权统治时期第一次公开大规模纪念二二八,其中一张台南游行领袖屈身近乎下跪的照片深深触动了我。到了1989年,数十个海内外团体发起“二二八公义和平运动”,极大地冲击了国民党在该问题上的顽固认知。政府在1995年颁布二二八条例,建立了二二八事件纪念基金会,开始受害者鉴定理赔、历史证据搜寻等一些列工作,该基金会的首要宗旨便是不介入政治,这是台湾蓝绿两派弥合历史伤痕的一种努力。自此之后台湾市面上也出现了无数的二二八研究期刊和著作。

   不过不可否认的是,在90年代和21世纪前几年,二二八也成了绿营的神主牌和挑动族群冲突的一大利器。对二二八的解读如果还是一种居高而下者的审判,那么在台湾政党轮替常态化的今天,历史的伤痕会被来回撕扯。而真正对历史的反思是在平视甚至仰视的角度下展开的。李敖说得好,对二二八的评价如果是一边倒,势必有新的忌讳与回避,必然会变成毫不客观的谢罪史。而这座“二二八国家纪念馆”必须以事实为准绳,在政治中立的基金会主持下才有弥合民族伤痛之效。

   2011年2月28日,它终于建成了,马英九神情肃穆地为其揭牌,并发表讲话称真相调查与历史教育不可或缺,他再一次对受害者家庭致歉,称历史的错误或许可以原谅,历史的过程不能遗忘。现场其实也有李登辉和陈水扁颔首默哀的照片,这些照片放在一起,是一种面对历史的谦卑姿态的展示,在这里无谓党派政见,只有对斯人已逝的思量,与对和平未来的期许。

   展览的最后,是将柏林犹太人博物馆、韩国518追慕馆、日本广岛和平纪念馆逐一介绍,结尾语这样说道,“这些遥远的故事仿佛穿越历史的廊道,如钢铁般坚硬,如花朵般脆弱。历史的曲折总在这两极之间摆荡。当钢铁以其坚硬摧残花朵时,花朵却总能用其柔弱撼动钢铁。而存在于文化之间的隔阂,往往是引发纷争的导火线,唯有松开紧握的拳头,才能牵起彼此的双手。”此外,在回顾国际转型正义也就是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第三波民主化时,纪念馆用玫瑰色、绿色的丝绸展板讲述一个个遇难者遗址被发现、施暴者被惩罚的故事,脚下的透明玻璃砖则记述了事件年代,最后一页白色的丝绸留给了自己:“转型正义这一页,台湾犹待书写。”余味袅袅,不绝如缕。

   随后我们来到了马场町纪念公园,这里是1950年代最著名的刑场,公园中心的土丘就是因掩盖各处血水而越堆越高集成一处的。下午的这里莺歌燕舞,孩童们有的在放风筝嬉戏,喜爱健身的台北青年就在旁边环湖骑自行车,我们在土丘旁寻找许久才发现了那块不起眼小石碑,上书:“1950年代为追求社会正义及政治改革之热血志士,在戒严时期被逮捕,并在这马场町土丘一带枪决死亡。现为追思死者并纪念这历史事迹,特为保存马场町刑场土丘,追悼千万个在台湾牺牲的英魂,并供后来者凭吊及瞻仰。”这种对曾经的“敌对势力”的描述,是我万万没有想到的。一个社会的宽容就这样显现出来了,在这里,为追求社会正义抛头颅洒热血的人都是值得崇敬的,即便立场各异,因为历史的潮汐退却后,每一壶热酒都是一部史书。

   台“总统府”旁的白色恐怖政治受难者纪念碑也是这种包容精神的体现。这座立于2008年4月的碑上刻文称,“台湾实施戒严期间(1949年5月20日—1987年7月14日)及其前后,有许多仁人志士遭受逮捕、羁押或枪杀,时间长达四十多年。此种惨痛事实形成恐怖气氛,笼罩整个社会,成为台湾人民挥之不去的梦魇,影响社会发展至深且巨,史称‘白色恐怖’。昔日威权体制下,统治者高高在上,迫害人权,剥夺自由,造成无数生命的陨落、家庭的破碎和种种不公不义,举国上下遂长期处于不安与恐惧之中。1990年代之后,在国人流血流汗,持续努力下,台湾走出威权统治,逐渐形成自由民主的社会。保障人权,追求社会公平正义,是民主国家所服膺的普世价值。我们不仅要追求历史真相,追究责任,更应记取教训,使执政者不再重蹈覆辙。因此建立纪念碑,祈愿台湾从此成为民主、自由、人权和正义的‘国家’”。

   在台湾,这种人性的复苏和正义的到来是整体性的,它贯穿了台湾这20多年来的政治史。它或许可以给我们启示:台湾这些年尽管有民主的乱象,但其背后已然是各项社会制度的完善,公民社会的理念不再是被抽空的虚幻价值,而是落脚到实实在在的转型正义上,这是台湾社会进步的体现。

   我们第一天的最后一站是新北市新店区的景美人权纪念园区,它是台湾正在筹备的“国家人权博物馆”的一部分,这里的前身是警备总部军法处和国防部军法局,其主要功能是军法审判,同时集羁押、服刑和移送监狱等角色于一身。作家柏杨、李敖、陈鼓应、陈映真;民进党大佬吕秀莲、陈菊、林义雄、施明德、黄信介等都曾在这里下狱。

   在台湾一位年轻帅哥导游的解说下,我们参观了这里的主看守所——仁爱楼。这里的接见室里,家属只能与亲人进行10分钟交谈,旁边的录音室里政战人员可以随时切断通话,会谈必须用国语,当时民众一用政战人员听不懂的台语就会被切掉;一间20平的牢房竟容下35名犯人,以至于只能一半睡觉,另一半站着,过几小时再换,屋内恶臭难忍;牢房的大门平时只开一个小洞,犯人只能低头弯腰而出;在牢房放风的水泥地上,政治犯们只能把信息写在花生皮上交流,一经发现就将其踩扁。

   这里的名人故事也有很多:李敖因1971年的台北花旗银行爆炸案被诬入狱,入狱前与其他同案22人互不认识,出来时成了好朋友;陈中统因医术较高,借整理政治犯医疗资料和体检资料将案犯名单转交出去,事后辗转登上美国杂志,引发了国际人权组织的注意和救援,并揭穿了“台湾没有政治犯”的谎言。此事直到近年才揭晓,他成为了台湾版的深喉。

   仁爱楼外面最著名的应该就是警总军法处第一法庭了。1980年3月18日,在这里举行美丽岛大审,30多年过去,这些被告们早已成为历史风云人物。来到法庭大厅,后墙摆放着的是美丽岛大审的巨幅照片,旁听席共有2排18个稀稀拉拉的席位,而在照片上,旁听人士还没有身着白帽紧身服的士兵多。小喇叭上依然播送着庭长当时宣读最后判决书的录音,空旷的屋里只剩下了历史的回响。

   在最后一个展厅,政治受难者遗书特展——迟到的爱深深地震撼了我们。一进门,我们都领到了一碗亮烛,在我们靠近玻璃橱窗时,遇难者的名字一一闪亮。旁边一块展板这样写道,“许许多多家庭,许许多多无墓可扫的清明节,许许多多不知何日的忌日。”遇难者名单墙的背面是一位孩子画给爸爸的全家福,上面只有爸爸白色的身影,导游说起其中一位叫黄温恭的遇难者时说,他死后58年的2011年,女儿黄春兰从马英九手中接过了父亲的遗书。最让人愤慨的是,黄温恭死后当局还问家属要子弹费,而这一费用相当于当时工薪族一月的薪水,不知怎的,我想起了林昭……

   随行参观的还有台南中学教师会的10多位老师,后来与他们交流才知道,他们之前也毫不知道这段历史,这让我大为惊讶。其实在上世纪80年代及以前,这段历史在台湾是尘封的,之后在民进党当政后反而各方面工作得到了加快,而据导游说,2008年以后国民党当局尽管对这一园区持认可态度,但有些维护和宣传资金却迟滞发放。不过在龙应台的大力疾呼下,这几年的宣传总还是有一些亮点。不得不说,台湾的转型正义即便成效显著,也还依然在路上。当对历史的品评总化作政治派别间瞻前顾后的利益得失时,历史依然是任人打扮的小丑,但历史记忆的潮流一经开掘便不会停步的,它终将伴随人性的复苏冲决现世构筑的堤坝,向着弥合创痛、多元和解的蓝海挺进。

   现在的台湾已经从冬天醒来,美丽的童话开始了……

  

   (作者系新华社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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